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怎样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把长辈们大大地吓唬一下。
――张爱玲 《造人》
九莉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就是
婴儿并不是一张白纸，他有自己的意见。不过这些意见不但大人不懂，并且随着孩子的长大，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但张爱玲却是那种记性特别好的人，她记得做孩子的清醒，因而对貌似单纯的事物时刻保留着一份怀疑，警惕着它们背后的思想、沉默的心。她写什么都似乎认为那背后并不单纯：房屋漆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世界；衣服是一种言语，食物、色彩、音乐、图画都是；人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没有说的话，背后都有它的意味。类似《相见欢》那样的心理戏剧，在她的众多作品中不知疲倦的上演。
这是一个天生的作家的敏感么？或许更是一个天生的孩子的敏感。而这种敏感她保持了一生。
张爱玲一生未曾为人母，《小团圆》里就写了她在美国打胎的经历。她不要孩子来到这世上，她太明白做孩子的恐惧了――不只是无可奈何地被人往嘴里强塞白铜汤匙……
做孩子，还要被教育要懂得这、懂得那，而这些知识都是那样冰冷无趣。如同蕊秋的饭后训话：受教育最要紧，不说谎，不哭，弱者才哭……抽象规则划出的是多么狭小的空间，是非分明、一览无余。但这些却只是说说而已。眼见大人们并不按照他们所说的规则行事，于是做孩子就要承受虚伪带来的困惑和发现真相的失望。
做孩子，还需要被生活教给另一套东西。大家族里的生活需要一个孩子察颜观色，早早学会违背自己的内心，学会遮掩与欺瞒。父亲的妾给九莉做了好看的衣服，九莉就要违心地说喜欢她胜过自己的母亲。然而冥冥中似乎觉得“微明的天上有人听见了”――这样无法挽回的负疚，却要孩子来承受。
做孩子，还要快快长大有出息，否则就辜负了大人的期望，是“自己摔嘴巴子”。可又不能长得太快，出落得太美，否则就把大人们比下去了。九莉敬老的方式，就是自己靠后站，不要急于长大。这样母亲才能永远年轻美丽。
做孩子，经济上不能独立，仰人鼻息的生活是各种复杂心理的开始。站在大烟榻前久久要不来付钢琴教师的钱后，九莉分享到了父亲对坐吃山空的恐惧。少年张爱玲曾问母亲拿钱，结果让那琐屑的难堪毁了对母亲的爱。这些都在《小团圆》里详细地写了出来。
《小团圆》写了一个孩子的不快乐。虽然在那个时候中国总共没有几个孩子能够选择自己房间墙纸的颜色，收到外国的玩具，去租界公园自在地奔跑，坐自家的汽车上街……但九莉还是不快乐，一个清醒的孩子的记忆最深处永远是自己的尴尬与委屈。
那么，谁是那双推动摇篮的手――让年幼的孩子在颠簸中无法沉入甜蜜的梦乡，而只能去清醒地阅尽世间百态？这双手九莉并不熟悉，于仅有的触碰中她觉得它“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这是她自己母亲的手。母亲为她投入了金钱，为她灌输了理念，为她树立了榜样，却没有给她情感上的温存与成长中的陪伴。相反，母亲的出洋、离婚、漂泊无定，将许多新的东西带进九莉的生活――分离、孤独、搬家、后母及母亲的情人、自由、穷困――每一样都需要她用整个的身心去消化。她一面像个乖孩子那样承受、学习，一面默不作声地记下自己体味到的伤痛与尴尬。
蕊秋对九莉的教养颇具理性色彩，既不乏营养学、教育学的应用，照着淑女的模子纠正她的一举一动乃至改善她的相貌，又有金钱上的支持，有对女孩子地位的争取。然而九莉却不曾体会到太多感性上的母爱，她不曾在母亲那里得到过感情上的温暖和满足。而从小带她的女佣也只是将九莉看作她的“事业”，目的是为了今后跟她去做陪房、过好日子，于是那一点点喜爱和温存，也含了自得和功利。
难怪张爱玲会在《倾城之恋》里让范柳原说，如果哪天所有的文明都毁灭了，他们两个人在一堵墙下相遇，那时“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大概只有当所有理性的建构都不复存在，所有功利的目的都不可达成，人才能抱着一颗真心来爱。
没有了文明，母亲就不会离开九莉出洋求学，就能守在她的身边陪她、爱她。没有了文明，就失去了一切价值评判，就不再有人恨之庸、缉拿之庸，九莉就可以守在他的身边陪他爱他。――在九莉眼中，为了一个人的一丁点没有根底的爱，城市可以倾覆，文明可以毁灭。
这里有一种孩子气的浪漫主义。她为着一场恋爱而倾城，为着逃避一场考试而倾城。这当然是想象，战争当然不是为了成全某个小人物的小愿望而发生的。然而对于一个只有小愿望的孩子，整个世界都应该为这个愿望存在，或毁灭。
于是我们理解了九莉希望战争持续下去以便可以和邵之庸相守――这不过是个不负责任的孩子的愿望。为了这一点点的愿望，不用说别人的生死，她连自己的生死都可以不顾，只求能够出现一种绝对的结果，一个肯定的答案，来宽解孩子心中的不安与委屈。
《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写汤姆赌气出走，想到镇上的人们找不着他，以为他死了，该是多么的着急内疚，多么后悔不该亏待了他，想着想着心里竟升起了一种荣耀与骄傲。《小团圆》里的九莉也曾想死给她母亲看：“你这才知道了吧。”――想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唤起世界对自己这个小小的存在的重视，这是孩子气的行为，然而却有一种勇气，一种对绝对的、确定性的东西的渴求，一种不甘于平凡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色彩。
九莉曾在脑海里反复设计一个场景――将欠母亲的钱装在铺满深红玫瑰的美丽纸盒里还给她，以博得她的感动，赢回自己的尊严。这就像动画片《哪吒闹海》里的哪吒自刎时，潇洒地一挥宝剑：“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
那场面美丽动人，那个孩子是倾倒天下的英雄，她不但付出了自己仅有的物质上的财富，还做得那么潇洒动人，不带犹豫，不留遗憾，臻于完美。在这设计了多年的场景中，九莉要还的何止是钱，她是要以自己全部的物力和精力，为着之前所有的委屈和压力，讨一个干净的了断。从此后就是自由独立、不沾不染的新一页……
然而事实是，九莉还母亲的那二两金子，拿在手里就像两条小黄鱼，让人担心会从指缝里漏掉――一丁点美丽的、英雄气的感觉也没有。母亲也并没有要，结果她的英雄没有当成，设想中的浪漫场景以尴尬告终，俗气、畏缩、滑稽――现实又摔了她一个嘴巴。
张爱玲也是想作英雄的，她的作品里也并不尽是相对主义的虚无。她的英雄和浪漫，骄傲和决绝，有时与她令人惊讶的自私表达和曲折心理结合在一起。至少在《小团圆》中，它们真切地令人动容，只不过它们很多时候都是孩子气的想象，在现实中没有容身之所。
有人说张爱玲的格局小，而这是由她自己的生活和眼界所限。的确，她在生活中给自己划定了自己的格局――它真的非常小。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段：蕊秋到香港去看九莉，参观完她的学校，由九莉和嬷嬷陪着下山――
“朋友的车子送我来的，”蕊秋说得很快，声音又轻，眼睛望到别处去，是撇过一边不提的口吻。
亨利嬷嬷一听，就站住了脚，没再往下送。
九莉怕跟亨利嬷嬷一块上去，明知她绝对不会对她说什么，但是自己多送几步，似乎也是应当的，因此继续跟着走。但是再往下走，就看得见马路了。车子停在这边看不见，但是对街有辆小汽车。当然也许是对门那家的。她也站住了。
应当就这样微笑站在这里，等到她母亲的背影消失为止。――倒像是等着汽车里是什么人代开车门，如果是对街这一辆的话。立刻返身上去，又怕赶上了亨利嬷嬷。她怔了怔之后，转身上去，又怕亨利嬷嬷看见她走的特别慢，存心躲她。
还好，亨利嬷嬷已经不见了。
母亲在前面走，那里有不知是谁的人在等她。嬷嬷往后面走，因为不愿对她母亲的私生活有任何了解。九莉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向前吧，不想让母亲觉得是对她的窥探；向后吧，又不想表现出对母亲的反对，让嬷嬷知悉母女间的淡漠；应当站住微笑吧，倒像是等着看什么；返身上去吧，又怕赶上嬷嬷……这好像是一场无言的战争，一步之内，费尽思量。
有人说，这些个曲曲折折，百转千回，小肚鸡肠，是张爱玲自己想出来的。她太多心了，其实人家未必会那么揣度她，世事也未必都需要那么揣度。
当然可能是这样。母亲可能根本不想向她隐瞒什么，而会胸怀敞亮地迎接她的理解与支持；嬷嬷可能根本不对她们母女有任何想法，本来事不关己、懒得搭理。都是九莉自己会错意了。也许她完全可以挽了母亲的的臂大大方方地往下走，见她的朋友，坐他的汽车驶向广阔的生活；或是大大方方地跑了上去赶上嬷嬷与她礼貌寒暄，自得无愧地该干什么干什么……
也许有了这样不同的心胸和境遇，张爱玲就能够拥有更大的格局，就能够跳出都市男女的狭小生活，以更宏大的关怀、更开阔的视野来统照宇宙万物。
可根据以往经验到的一切，九莉能够做这样的假设，敢于以最大的善意去揣度别人么？
对一个不愿意孩子在男友面前叫她“妈妈”的母亲，一个拿错一把椅子要骂孩子是猪的母亲，一个总以最为理性的态度教养孩子、并以一句“你可以走了”让孩子消失在自己私生活之外的母亲，能够假设她会心胸敞亮吗？可以以最随便的态度、最无心的举止对待她最敏感的话题吗？应该再一次地冒这个险吗？
对嬷嬷这样一个在生活中常打交道但却并无深交的人，能够不加提防、完全敞开吗？可以将家庭成员间复杂微妙的心理暴露给她吗？应该这样随便地对待随便的一个人吗？
张爱玲的格局是小，小得只有从往前走的母亲到往回走的嬷嬷之间那么大的距离。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她只能站在那里微笑、思考，计算着每个人的心理、距离、脚步和方向，弄清楚后再作行动。生活中是如此，写作也是如此。所以她能够从最平静的表情里读出汹涌于心的暗流，从最无关的话语中发现捅人要害的利刃。在她的作品中，处处可见这些不露声色的潜台词与暗器，似乎它们对于一个像她一样看得透彻、用得熟练的人，已经造成不了丝毫的伤害。因而在她的作品中，除了她想要展现的苍凉与华丽、精明与隔膜之外，总还有着一种滑稽――她的清醒透彻让那些微妙的语言和心理缴了械，使它们终于失去了杀伤力――它们能够击中人物、击中读者，却无法击中作者。她所建构的故事始终是被一个清醒的头脑，一个不乱方寸的心灵统摄着，这就是她――张爱玲。她是幕后的牵线人，操纵着她的人物在她划定的格局中为我们演出都市男女的悲欢离合。
然而在《小团圆》中，我们看到她自己跳上舞台，但再往幕后看去，却看到操纵者换了另外一个女人，或者说另外一团面目模糊的东西。于是我们明白了：之前以为那些隽语纯然是她的天才设计，未曾想也是生活教给她的；之前以为她自己造下的那小小格局，未曾想也是生活通过一次次打疼她试图迈出来的脚来为她划定的。于是《小团圆》不再滑稽，尽管从幕后换到台前的张爱玲依然站在那微笑，我们却只觉得凄凉。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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